10月18日晚，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SAIF)和中国金融研究院(CAFR)联合主办的“SAIF·CAFR名家讲堂”邀请到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博士，就金融支持实体经济这个话题，与SAIF学生和现场来宾做了分享。作为智囊专家，连平博士曾多次为国务院、金融决策层和上海市政府积极献策，在这场讲座中，他以非常清晰明了的思路，剥洋葱一般，对“货币偏松政策导向下，民间融资成本依然居高难下”的形势和困惑进行了专业解读，他呼吁金融监管当局尽快取消“存贷比”政策，为实体经济的融资真正松绑。

    民间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为何至今仍高企难下？作为反映资金价格的重要市场指标，银行间货币市场拆借利率今年来持续走低，相应融资成本应该明显下降。不过，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在社会融资规模中，银行信贷仍然占据绝对主体地位。而中国现有的银行监管政策中，存在着一个75%的存贷比政策限制，即银行每放贷75块，就要有100块钱的存款要求。这意味着，在信贷需求持续旺盛的中国，必须保持着与贷款增速一致的存款规模。但在银行存款这一块，由于传统上的活期存款利率极低，近年来在互联网金融各种“××宝”产品等较高利息收益的冲击下，银行活期存款的增速持续明显下降，最近三年来的增速仅是之前五年增速的一半，不足8%，远低于贷款增速。为了达到监管的政策要求，银行不得不以较高利率来吸收存款，比如通过各种理财产品，导致负债成本高企。

此外，在经济下行的大形势下，很多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经营也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不少商业银行数据表明，新增的不良贷款中70～80%是小微企业，在这种情况下银行对小企业信贷的风险偏好也大幅下降了。正是在银行负债成本高企和风险偏好下降这两大因素的推动下，导致出现实体经济、尤其是中小企业在目前货币相对宽松的环境下，依然面临着融资贵、融资难的大问题。

    在连平看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最直接手段，就是通过修法取消存贷比这一政策限制。如果没有这个考核指标，银行从货币市场低成本拿到资金就可以直接放贷，而不用为了满足存贷比要求去专门吸收高息存款，银行的负债成本就会低很多，从而能带动企业融资成本的明显下降。

    假如取消了存贷比政策，以后商业银行的信贷冲动会不会失控？针对这种担心，连平认为央行完全可以通过四种有力的手段确保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是差额准备金率；二是控制商业银行向央行申请再贷款的成本；三是调节定向央票的成本；最后就是控制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募集的审批。

    除了融资成本高这个突出问题外，连平博士还分析了当前融资难所面临的其他因素，包括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在数量上的多种两难境地。第一个是增杠杆和降杠杆的矛盾，也就是说短期内要稳住经济增长就需要适度增加信贷规模来促进投资，但是从中长期来说，由于中国的信贷杠杆比率已经偏高（信贷与GDP的比率），需要降下来，这是一对难以很好平衡的矛盾；第二个是要扩大投资资金的来源与严控地方债务增长和房地产增长，这两者间也有矛盾；第三个就是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和银行风险偏好降低的矛盾。

    针对这些问题，金融决策当局是否可以动用手头的政策工具，比如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呢？连平认为，目前利率下降空间十分有限，因为现在中国存贷款基准利率已是中下水平，即使降息也顶多二十五到五十个基点的空间，降息更多只是个信号作用。目前中国20%的存款准备金率倒是很高，在中国维持高存准率的主要意义是对冲中国庞大的外汇占款。鉴于外汇占款总的趋势是明显放缓，从中长期来看这么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早晚要往下降。另外，存准率与存贷比两个工具有替代作用，连平认为后者更具有实质性，因此取消存贷比是个更加迫切、更具有明显效果的措施。

展望未来，连平认为明年可能是经济运行这一轮以来压力最大的一年，GDP增速的目标可能会下调到7%；但乐观地看，明年也有可能是以后经济回升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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