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招生2012年6月15日快讯：

　科学史是一座美丽的桥

　　当今中国社会的发展特征已经从改革开放初期开放与保守的矛盾，转化为人文和理工之间的张力。这种张力不仅在大学里存在，而且在社会发展各领域都有显现。而科学史则是沟通融合科学与人文矛盾的桥梁。正如科学史学科创始人萨顿所言，科学史是一部秘密的历史，却主导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科学史是美丽的，她像一道美丽的彩虹，一边连着科学，一边牵着人文。

　　1987年暑期，在安徽九华山东涯宾馆，我大学毕业后第一次参加全国自然辩证法和科学史学术研讨会，有幸领略了许多学术大家的风范和科学史的魅力，从此结缘科学史。此后，无论是从事教学工作，还是出版工作，都再没离开过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的滋润和指导。2000年11月，国际科普论坛在北京中国科学会堂举办，我在大会上做题为“科普出版面临的十大转变”的演讲，探讨新形势下科普出版的对象、内容、目的等方面的变化，引起较大反响，被视为中国科普出版转型的标志。其主要思想是从过去的只注重传播科学知识，向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转变。而科学传播的学理基础正是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后来，我还作为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专家，在中南海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同志的接见。

　　2001年，我与科学史有了更深的缘分。在经过十多年的工作和学术积累后，我有幸进入交大科学史系深造，师从江晓原教授，成为中国第一个科学传播方向的博士。三年的学习研究，使我得以将科学文化出版的实践经验和思考进行系统总结和升华，接受学术规范的系统训练，深度融入学术血脉和学术谱系。三年的博士学习，让我重新燃起年轻时的学习激情和对科学文化的向往。记得当时我和博士同学说：“我们要握住青春的尾巴再摇它一摇。”

　　2003年4月至7月，我有幸到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圣地——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这段美好的时光令人终身难忘。剑桥是我从小就向往的地方，在这里走一步就踩着历史，回回头全是文化。在剑桥，一百年前的先哲如果今天活过来，依然能找到自己的家门，这是多么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在剑桥，我也真正理解了发达和发展的含义。在李约瑟研究所，我查阅了大量的科学史书籍，收集了李约瑟和鲁桂珍等人的珍贵资料。研究所楼上楼下回荡着李约瑟博士的气息和思想，实属中国科技史研究者深造的世外桃源。博士阶段的研究为我日后的出版工作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学术基础，也是我近年来策划科学文化图书出版的动力和源泉，如《萨顿科学史丛书》、《中国学会史丛书》和2010年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的《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等，都得益于此。

　　做书是世界上最美的一道风景

　　出版是要走入历史的，是文化建设的长子，肩负着传承文明和文化担当的重任。我经常和朋友说，这辈子选择了做书，是如此的幸运和幸福。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读书是多么美妙的一件事情，而能为大家策划书、做书，那真是美上加美了。

　　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类的精神家园。文化是塑造一个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关键因素。我国古代先哲早就提出过“修文化而服遐荒”、“敷文化以柔其远”等观点。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软实力和国际话语权，的确需要凝聚文化信仰，聚焦共同理想，发展文化产业。今天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意义重大，事关中国的下一步发展。

　　中国之所以成为文明古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出版先人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传承下来八万种古籍，是其他国家所不能比拟的。今天，翻开这些古籍，几千年来古人的所思所想依然栩栩如生，这是何等深厚的文化积淀！

　　一流大学要有一流出版社。教材是没有围墙的大学，图书是请进家门的教授，出版是大学科研和教学之外的第三种力量。我们每个人在接受围墙里的教育之外，可能更多得益于图书的滋润，从书籍中吸收种种思想和人生启迪。书籍的作用对大学来说确实非常重要，因为高校除了有教学科研，还应该对社会有输出思想和教化的功能。

　　大学是孕育学术成果的摇篮，图书是这些学术成果得以展示并影响社会的重要载体。大学校园是有形的教育场所，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则延伸了大学的边界。出版社可以整合学术资源，带动学科建设，是传播大学思想文化、扩大其社会影响的重要平台。大学是社会之光，是产生思想的地方。一个大学的美誉度不仅看其学术成果的多少，还要看其社会文化影响的大小。图书是承载思想的载体，出版社是传播先进文化和理念的中枢，因此大学出版社从某种程度上发挥着传播学校思想文化的作用。

　　如果把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比作高山，把人才培养比作果园，那么图书和出版就是流经高山和果园的一条河，具有传播和流动属性。母体大学的文化、历史、人物以及学术、思想等各种元素，都将通过图书这一载体传播到世界各地。

　　专业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核心竞争力。大学出版社在专业出版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学术资源。如何用好这些学术资源以服务于社会，是大学出版社取得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交大出版社策划并出版了“江泽民学术系列”、“大飞机出版工程”、《钱学森文集》、“船舶与海洋出版工程”、《世界著名大学人文建筑之旅丛书》、《中国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历史文献丛书》、《晚清著名人物年谱长编丛书》、《周末读史读城丛书》等大批优秀图书，取得了品牌建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较大提升。

　　在我的出版生涯中，有几套书令人终生难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为江泽民学长编辑出版的《中国能源问题研究》、《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中英文版和《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中文版。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和同事有幸受到江学长的两次接见。江学长称赞我们说：“交大出版，干得不错！”此境此语，使我激动难忘，备受鼓舞。

　　数字化是传统出版社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而专业出版与数字出版恰恰血缘最亲，离得最近。上海交大出版社依托上海交大的优秀科研资源建设了各类数据库，积极探索业态数字化与专业规模化相融合的模式。出版社所开发的“科技文献双语语料库教学平台”获得2009年上海市科委数字出版项目资助。数字出版是专业出版的表兄弟，出版社正在推出“出版+项目”、“出版+评价”等一系列出版新理念，现与上海交大医学院、图书馆等单位合作开发新的数字出版项目。令我感触最深的还是2012年4月，在爱思唯尔（Elsevier）出版公司牛津总部访问期间，我看到他们已经把学术出版和数字出版高度融合，并产生了新的盈利模式。

　　近年来，交大出版社在学校的领导下实行严格的董监事会运作，坚定走学术出版之路和市场化改革，教育部有关领导表扬出版社是“真正转到位的大学出版社”。交大出版社成为上海乃至全国发展最快的出版社之一。

　　做交大学术文化走向世界的摆渡者

　　当前，我国大学的竞争已经从国内竞争转为国际竞争。作为出版社，我们要做交大学术文化走向世界的摆渡者，积极推进走出去战略，为发展高水平学科，向国际主流学术界和教育界介绍交大的科技成就和文化贡献，提升交大的国际知名度和学术影响力发挥独特作用。巍巍交大，百年书香，交大有着深厚的学术和文化底蕴，希望出版社能成为一座桥梁，让世界学术界通过外文图书感受到交大的实力。我们更愿意做一个文化摆渡者，让世界上更多读者感受到交大的文化积淀和百年书香。

　　2012年4月16日，交大出版社与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集团爱思唯尔成功合作出版了《钱学森文集（1938~1956海外学术文献）》英文国际版，并在伦敦书展中国主宾国活动中举办全球首发式，引起海内外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广泛关注。新闻出版总署柳斌杰署长在讲话中指出：“《钱学森文集》国际版的出版发行不仅为中国、也为世界做了一件意义重大、功不可没的工作，是中国精品图书走向世界的最新重要成果之一。”

　　近年来，我们与全球领先的施普林格（Springer）出版集团合作出版了一系列交大学者的英文版学术专著。如果同样的学科、同一个问题，全世界学者都站在前沿进行研究，而交大学者的成果高人一筹、早人一步，这样的成果更值得输出，影响也更大。2011年，双方合作的《盲信号处理》、《基于质量的网络内容传输》和《虚拟现实与增强现实》等英文版学术专著成功出版，已经漂洋过海，运抵施普林格的海德堡仓库，面向全球主流科技图书渠道推广发行，覆盖世界主要大学图书馆和科研机构。目前，双方已签订合作出版合同15项，作者都是相关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包括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重点实验室负责人等，代表了相关领域的最高水平，初步形成交大原创、世界共享的学术成果规模效应。

　　光物理是近代物理学发展最活跃的领域之一，为了总结中国科学家的一系列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成果，交大出版社组织策划了《光物理研究前沿系列》丛书（全8种）。该丛书由校长张杰院士担任总主编，组织中科院物理所、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20余家科研单位的40余位专家共同撰写。德国著名学术出版社德古意特（De Gruyter）对此非常感兴趣，希望和我们共同推出英文版，在全世界以纸质版和电子版同时发行。

　　将来一定有那么一天，交大的师生到全球去访学，发现国外学生正在阅读交大学者撰写的著作，使用交大出版社出版的教材，那该是一件令交大人多么自豪的事情啊！春华无数，待看秋实如何，我们已经播下了许多出版国际化的种子，相信不远的将来一定会有大收获。近者说，远者来，出版社一定要做名副其实的学术文化摆渡者。

　　意义在于过程，幸福在于回味

　　人生太美好，时间太珍贵，面对事业和理想，我们只争朝夕，全力投入到我们钟爱的事业。交大的文化和血脉已深深融入我的情感。回首往事，需要感谢的人太多，这也让我乐观、善良地看待周围的一切。

　　我喜欢足球，是个超级球迷，因为在球场上能够体验真正的激情，这也让我在工作中一直保持着充沛的干劲。我喜欢看报，每天关注世界和周围发生的事情，这也让我的策划和选题源源不断。我喜欢看书和逛书店，经常关注那些优秀图书的选题和设计细节，特别希望我们的社会再多一些书香，因为读书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种姿势。

　　世间多有南北路，一生心事在书题。每每想起自己的几次学术和出版事业转换，我的内心总是充满感激。我的博士论文是《晚清科学图书出版研究》，而上海又是“赛先生”最早在中国落脚的地方，交大出版社的前身——南洋公学译书院是中国最早的西书翻译出版机构之一，名著《国富论》第一个汉译本即由交大在全国率先出版发行，一脉肇始，我相信缘分，更感受到肩头的学术使命和文化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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